光緒十三年(1887)廣東鑄行“龍洋”，通常被認為是中國機制幣的開端，其實這并不精確。精確地講，中國機制幣產生于19世紀80年代，因為在那十年中，有幾個地方都先后嘗試用機器制造錢幣，難以精確地判定誰先誰后。
從記載看，清朝光緒八年(1882)吉林將軍希元下令用機器制造的廠平銀幣(計有一錢、三錢、半兩、七錢、一兩五種)，應是中國最早的機制幣。但鑄造時間短，數量很少，影響不大，且是否經過清廷正式批準也不清楚。光緒十二年(1886)，福建利用船廠輪機制造制錢，面文“光緒通寶”，光背，重八分五厘;次年，浙江用機器造鋼模制錢，均很快停鑄。光緒九年(1883)慈禧太后命令李鴻章在天津用機器造制錢，到光緒十三年(1887)才鑄出第一批制錢，不久也停鑄了。廣東于光緒十二年籌建機器造幣廠，于次年(也有記載說與制錢同年開鑄)先鑄銀元。這種銀元面文中央為漢文和滿文的“光緒通寶”四字，周圍是標省名和幣重的英文，錢背為龍的圖案。不久幣重減為七錢二分，面文中央部分不變，周圍上環書“廣東省造”，下環書“庫平七錢三分”，錢背中央仍為龍的圖案周環為標幣重和省名的西文。光緒十五年(1889)鑄制錢，開始錢背有“庫平一錢”四字，后改為滿文“寶廣”，初鑄的重一錢，后減輕為八分。據說廣東還為江蘇鑄造字背文為滿文“寶蘇”的制錢。如上所還，早期用機器制造錢幣的有吉林、福建、浙江、廣東等省，但只有廣東堅持了下來，在鑄造機制幣的數量上遠遠超過別的省份。
光緒十五年(1889)，吉林將軍長順派人到上海采買機器，利用寶吉局造機制制錢。光緒二十三年(1897)江南省在南京、次年湖廣省在武漢也先后用機器造制錢。這樣，寶廣、寶吉、寶浙、寶泉、寶直、寶津(沽)、寶奉、寶武、寶川、寶東、寶漳等許多鑄錢局都先后用機器造過制錢，但鑄行數量較多、時間較長的卻只有很少的幾個鑄錢局。造成這種情況的主要原因是賠錢，有時造一文的成本竟達二文以上。在當時財政極其困難的情況下，這是很難繼續進行的。但后來(1900)鑄造銅元有利可圖，原先造制錢的機器往往改造銅元，所以機制銅元生產在短期內形成規模，與此有直接聯系。
機制銀元的情況與機制制錢有所不同。機制銀元不存在嚴重賠本的問題，所以自從廣東大量鑄行以后，各地認為有利可圖，紛紛仿鑄。湖北、直隸、江南、安徽、四川、奉天等省都鑄行了機制銀元，有的還鑄行了機制銀輔幣。然而，由于缺乏統一協調，各地的機制銀元圖案、錢文、重量、成色都有差異。它們也有許多共同點，其中之一就是錢背都有龍的圖案，所以它們被統稱為“龍洋”。從機制銀元開始鑄行，到清朝末年為止，龍洋的數量已經接近二億枚，超過當時流通銀元總數的四分之一，這充分說明機制銀元的發展是較為迅速的。
銀元廣泛鑄行以后，出現了一個問題，即當時鑄行的銀元每枚重七錢二分，而中國傳統是用銀兩制度，不少場合，尤其是稅收中要進行折算，頗有不便，于是引發了一場爭論。最早主持鑄造銀元的張之洞提出，他當初在廣東鑄銀元，不過是臨時性舉措，不宜推廣全國?，F在要在全國推行銀元，應該鑄每枚一兩的銀元。對于改鑄一兩銀元的意見，有支持者，也有反對者。大抵與外國人接觸較多的人主張維持七錢二分制度，他們一般思想較為開明，其中也不免夾雜崇洋傾向;民族自尊心較強的人擁護用兩，他們認為用兩不用兩不過是習慣問題，用七錢二分制是屈從洋人，就中也不免有懷封建保守意識者夾雜其間。爭論的結果，主張用“兩”者暫時占了上峰，于是清朝于光緒二十九、三十二年(1903、1906)兩次試鑄行每枚重一兩的銀元。到光緒三十三年(1907)光緒帝和慈禧太后先后病死，主張用七錢二分的一派得勢，每枚一兩的制度被廢棄，七錢二分的制度便成為長久的制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