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紙幣產生于北宋，但追溯源頭，人們往往追到漢武帝時的皮幣。一張價值不大的鹿皮被行政命令賦予很高的價值，在這一點上，紙幣似乎與皮幣有共同之處。但宋代紙幣與唐代飛錢的關系更密切，而唐代的飛錢與漢武帝時的邊糴制度關系更為直接。漢武帝時，進攻西南夷，軍糧不足，就召募當地人“入粟縣官，而受錢于都內”。這種在邊疆納糧、在京都取錢的作法，與唐代飛錢是比較接近的。
唐代飛錢產生于唐憲宗時，當時地方官府、諸軍要向京師輸送一部分錢財;有些富人在京師有現錢來源，而一部分家人住在外地缺少現錢使用;恰好一些商人在外地賺了錢，苦于難以運到京師。這樣，就產生了同時使這兩種需求都得到滿足的辦法:商人把現錢交給地方官府，或者駐軍、富人在當地的家屬等，取得憑證，拿憑證到京師領取同樣數量的現錢，雙方都避免了長途運輸銅錢的麻煩。這個辦法就是飛錢，又叫便換。飛錢出現不久，就遭到官方禁止。后來，官方感到飛錢可以利用，就由戶部、鹽鐵、度支三處官署經營飛錢。
宋代的紙幣交子就是由飛錢演變成的。交子是在一個特殊的背景下產生的。四川在唐宋時期是我國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唐朝有“揚一益二”之說，“揚”指揚州，“益”是益州，相當今四川盆地地區，治所在成都。宋代成都盆地地區也是比較富庶的。但是北宋自從滅掉后蜀，就決定在四川強制推行鐵錢。鐵錢價低體重，重的每貫二十五斤，減輕后也重十三斤，一個人竭盡全力也拿不了幾貫錢。這給貿易造成了極大的不便。早在五代，楚國馬氏鑄行大鐵錢，就出現了“錢既重厚，市肆以券契指垛交易”的情況(《十國紀年·楚》)。文獻記載中講的“券契”是否是紙幣，認識不一，但鐵錢太重不利于交易，人們必然要想辦法加以克服，這一趨向卻是與北宋時的四川相同的。北宋四川經濟的發展要求貨幣隨之改進，而官方卻偏要在當地堆行一種落后的錢幣，交子就是在這樣的矛盾碰撞中產生的。
關于交子產生的確切時間，很難判定。因為文獻記載中只有官營交子的產生時間，即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而在這以前已經有由十六戶百姓辦的交子。關于十六戶百姓辦的交子，李攸《宋朝事實·財用》等記載相當詳細:十六戶的交子是用同一種紙印制的，“印文用屋木人物，鋪戶押字各自隱密題號，朱墨間錯，以為私記”。錢數是臨時填寫的。持交子可以到異地取現錢，用交子兌取現錢時，每貫扣取30文作為手續費。十六戶每年要為官府提供清理糧倉和修水壩的人力和物資，作為官方允許經營交子的報償。后來，十六戶因挪用資金，造成交子信用危機，鬧出事來，官府便勒令十六戶停辦。停辦后有些地方官要求改為官辦，這才有官交子的產生。這十六戶是什么時候開始經營交子的，經營了多長時間，在他們以前是否還有別人經營過交子，我們都無法知曉。至于這十六戶發行的交子除了兌取現錢以外，是否還在市面上代錢行使，史籍中也沒有記載。所以，我們只能認為交子的功能與近代的匯票、支票接近，而不敢說它一定具備銀行兌換券那樣的用途。
官交子的情況就不同了，它有強大的國家作后盾，在官方宣布可以用它代替現錢完納賦稅以后，就賦予了它法定貨幣的地位，它就在民間廣泛地被作為鐵錢的替代物來使用了，官交子從而成為真正的紙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