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木家具的年代鑒定

　　判別紅木家具的制造年代，似乎不像明式家具的年代鑒定那樣復雜和困難，一是因其歷史短，從清代生產算起，至今僅三百多年；二是流傳的實物豐富，可以作多方面的比較和研究；三是現代仍大批生產，從中也可了解許多相關的知識。所以，紅木家具的年代鑒定，或許會比較順利些。但是，紅木家具品種復雜，產地較多，形制各異。要作確切的斷代，也并不像有的人想象的那么容易。

　　一般來說，進行紅木家具斷代。可以遵循明清硬木家具年代識別的方法，從掌握基本規律方面入手。

　　一、根據家具品種鑒別

　　家具的一些品種和形制，不少具有相對的年代特征，可以作為鑒定的依據之一清代早期，紅木家具的制造承繼明式的造型，品類形式大多保持明代的傳統，工藝手法也大致相同.如四出頭扶手椅、文椅、圈椅(見圖204,205)、平頭案、書案、團角櫥等等，很少會是乾隆以后仿制的.因此，我們叮以判定它們的年代在清代早期。

　　有人認為，凡是采用紅木、花梨木等材料制造的硬木家具，“多為清式或晚清、民國時期帶有殖民地色彩的家具”，并說“倘作明式，因材料的年代和形式的年代不符，已可知其為近代仿制”。故而一見用材是紅木、花梨木制造的明式家具，有的人就作此結論。一概認為它們是仿制的，不屑一顧.這種僅僅以用材的主要年代來判別紅木家具的論點。不僅對明清硬木家具的斷代工作造成十分不良的影響，而且會產生很大的偏差。這里，有必要再作些說明.

　　首先，關于紅木或花梨木使用的年代，最遲在清代早期就已開始。我在前文已有介紹，根據有關文獻資料的推斷，或許還更早，決不可能直到清代中期以后才用紅木和花梨木制造家具。至于是否自晚明以后就已經逐漸使用這些木材，因至今很少有人注意和研究，更正確的結論有待以后深入探索；但明式紅木家具較多地在江南地區被發現已是事實，而且確實不是“近代仿制”的，恰是清代早期的遺物。所以，我們不能忽視清代早期使用紅木制造明式家具以及它在明清硬木家具發展中所產生的特殊重要作用。

　　這里，我們可以舉在江南地區被稱為“小書桌”的紅木帶隔層平頭案。這種形體規格較小的明式夾頭摔平頭案，據《明式家具研究》作者的介紹和分析。認為由于它“有了隔層”，“影響腿子的堅實”，又“不宜多放東西”，因此“利用率不大”，實物“傳世不多”。我們在調查中發現，實際情況恰好相反，這種小書桌不僅小巧精美，單純典雅，而且正因為有了隔層，很適應書房畫齋中疊放書卷、安置文房用具.故在江浙一帶廣為流行，至今此類小書桌仍屢見不鮮。其用材除紅木以外，有棒木、楠木、黃花梨、花梨木等，是明式家具平頭案巾具有典型性的品種之一，也是具有鮮明地方特色的產品。這種小書案假如正像《明式家具研究》作者所說的，是利用率不大而又不堅實的明代早已有的平頭案，那末，就不可能到了清代的中晚期再來進行仿制，因為從審美功能還是實用的要求，都不可能再如此廣為流行。從小書桌這一品種和形制可以證實，并非只有到了清代中期以后才用紅木來制造硬木家具。更不能說紅木制造的明式家具一律都是近代仿造的。清代早期的紅木明式家具與清代中晚期的仿明式家具皆有許多實例，只要反復比較，是可以區別而做到徑渭分明的。

　　清代中期和晚期，紅木家具在品種和形制上都出現了許多創新，對于各種新品種和新款式家具的斷代，如寫字臺、鏡臺、大衣櫥、套幾、躺椅、雙臺茶幾、三足獨挺圓桌、西式扶手椅、獨座等等，一般要容易得多，它們有的已是民國年間制造的品種，同現代生活有著直接聯系。清代晚期盛行的插角屏背椅，就是介于扶手椅和靠背椅之間的一個新式樣，這種椅子的插角和屏背可裝可拆，以方便包裝和運輸，時代性也十分鮮明。

　　二、根據制造工藝鑒別

　　民間匠師判別紅木家具的年代，總是以工藝手法為重要依據，他們最稱贊清代乾隆時期的做工，并以此作為一種標準。通過對比，常常可找出各類家具的“生辰”和“八字”來。這幾乎是他們的一種知識“專利”。通過長期的請教、訪問，我們也可大致熟悉和了解這方面的經驗。譬如，依據清代乾隆前后一段時期線腳的做法，結合木工、漆工工藝或雕刻手法等，就能把握一些家具的制作年代。蘇州文物商店藏有紅木花幾一件高101.5厘米，幾面48.5厘米見方，蝗螂肚，禹門洞，起碗口線，面板采用云石鑲平面.方環紋起洼盤陽線，嵌珠插角。腳柱大倒棱盤陽線起洼，下檔凹凸橋梁檔。腳頭俗稱“蜒細腳”?；◣仔误w洗練，造型落落大方，平帖勻稱的線腳，簡練精美的輪廓和細膩精致的工藝，不愧為優秀的乾嘉做工，成了我們判別其制作年代的極好依據。

　　清代紅木家具多雕刻，不同時期的木雕技藝和手法，各地木雕風格形成的時期和藝術特點，都會比較清楚地反映出家具制作的時代面貌。清代晚期.江南各地都盛行一種靈芝獨座，形體大致相同，但從雕刻的靈芝紋樣中，我們就能分辨出它的產地和具體的制作年代。假如我們從傳世的許多紅木雕刻家具中，列出一個乾隆至清末木雕的形式系列，就可從中獲得斷代的知識。

　　三、根據產地特色鑒別

　　紅木家具年代的鑒定與鑒別紅木家具生產的產地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我們經常會發現.在不同的產地，既有不同的品種，不同的工藝手法。又有許多產品在相互影響中流傳和發展，細加推敲?？梢哉页鲈S多有利于我們鑒別制造產地和年代的規律性的東西，作為斷代的又一個依據。

　　這里略舉主要產地的一二特色.概述如下:

　　“蘇式”的許多傳統品種在接受“廣式”影響的過程中，先著眼于裝飾，表現出許多與蘇式傳統不很協調的裝飾手法，從而使蘇式家具打上了廣式的印記。這類家具主要在清代的中期。那些廣式形制的蘇做家具，在外形上已漸漸廣式化或西洋化，僅僅在做工上還表現出蘇式特色的，一般是清代晚期家具.其中也有兩種形式，一種是整體造型式樣的廣式化，另一種是精致繁瑣的裝飾.具體特征如美化家具的束腰，有采用鏤空盤線腳的，有嵌黃楊木條的.又有加工裝飾線腳同時增設精細疊剎的。又如牙條裝飾部件的變體擂腳檔，結子雕刻的寫實性變化等等，在清代中葉的蘇式家具上往往相當突出。另外，蘇做家具多鑲癭木面板，而面框的做法又多做內圓角，面板多做鑲平面，幾乎不做落堂面；凡落堂面則多起堆肚，堆肚四角也與面框交角一樣都起圓角。這些在清代中晚期的家具中都有許多典型的實例。#p#分頁標題#e#

　　另外，在蘇式家具中最多的是各式各樣的橋梁檔，這種中間外凸、兩旁凹下的造型和做法還用作椅子的搭腦。到清代中晚期，椅子座面的前挺也做成這種形狀，而且從上到下形成一種定式，民間俗稱“馬鞍式”，成為蘇做清式椅子一種獨特的造型。這可能因為廣式框檔多所謂“鯉魚肚”，而蘇式椅子的傳統形式方正，為了學習廣式的變化，故反其道而行之，以求標新立異所致.

　　廣式家具在不同歷史時期也表現出許多相應的形式特征，成為廣式斷代依據的重要構成因素。例如俗稱“鴨尾式”的尖兜鉤，為清代后期的一種變體式樣.這一形式來源于傳統的兜接做法。清代中期多做方鉤，后方鉤改為尖角.方角改為圓角，家具造型也因此顯得更加空靈輕便。再如，許多廣式椅子靠背不直接與椅盤相連。在兩后腿間往往設立橫檔，或高或低，結構和造法與蘇式椅子有著明顯的不同，這也是不同時期形式變化中的一個特征，可以作為確切的斷代依據。

　　紅木家具的斷代，結合明式和清式家具斷代，包括京式、寧式和海式等等。在許多方面相互補充，相互借鑒，通過互相比較，在看到共性特征的同時，找出它們的區別和個性特征來，就能幫助我們找到滿意的答案。

　　四、根據花紋圖案鑒別

　　采用裝飾紋樣斷代，也是最常用的方法?；y圖案內容豐富，可比性強，故容易分辨。尤其是在家具品種、形制變化的年代，裝飾圖案也常會同時出現各種新的改變，如清代家具紋飾接受西方影響的題材和形式，就直接為我們提供了家具斷代的依據。另外，不同地區由于歷史、地理、文化環境的不同，在裝飾紋樣的題材、構成和手法的運用上，也常表現出各自的特性.蘇式家具多花鳥、蓮藕、博古、云龍、姨紋、玉璧、云紋、雙圈等傳統圖案，廣式家具多西番蓮、洋花、蔓草、魚紋沂蝙蝠、梅花、竹子、瓜果等寫實性圖案.這些都可作為對家具年代產地判別的依據。當然我們也應看到.紅木家具興起時間不長，紋樣相對變化較小，因此，對清代早中期的一些家具紋樣，有時仍需結合其他各方面的材料，通過綜合的分析考證，才能作出確切的判別。

　　其實，斷代鑒別，總是按歷史年代排列前后。不管是什么時期、哪些年代的家具.它們都處在一個延續不絕的必然次序之中。次序也是一種規律，斷代的方法歸根結底是尋找規律的方法，是前前后后相互比較的方法，遵循這些方法，對紅木家具進行科學的斷代也好，品評也好，都是可以克服困難，有所收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