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悄然來臨,遙望南天,不由得讓我想起了《香港回歸祖國》金箔小型張的產生過程。
金箔
郵票,屬非紙質郵票,系用延展性能較強的金屬壓印而成。近幾十年來,各國的金箔郵票可謂形形色色,蔚然大觀,受到集郵者的異常喜愛。我國于1997年7月1日香港回歸祖國之日,發行一枚題為《香港回歸祖國》的金箔小型張。這枚小型張雖然不是在我國印制,但它卻是我國發行的第一枚金箔郵票。
1997年年初的一天,郵電部部長吳基傳同志把我叫到了他的辦公室。當時在場的還有一位客人,他是泰國正大集團資深執行副總裁馬偉釗先生。吳部長給我們兩人互相介紹后,遞給我兩枚泰國郵政為普密蓬國王壽辰而發行的金箔郵票。我仔細觀看,只見國王的形象非常清晰,金箔平整無雜質,金光閃閃。我自己一輩子都極不喜歡金色的東西,但從大眾的角度看,這兩枚郵票確實是十分精致的。我不能以個人的好惡來對待工作,必須從大眾的審美觀來看這兩枚郵票,就說:很漂亮!吳部長說:“香港回歸祖國是重大歷史事件,是我們中華民族的大喜事。你看,把我們要發行的《香港回歸祖國》郵票搞成金箔郵票怎么樣?”聽了部長這番話,我明白了部長叫我來的目的,但我一點思想準備都沒有。我腦子里迅速閃過《香港回歸祖國》郵票圖稿的一個個畫面,又靜靜地想了一會兒,然后對部長說:“兩枚郵票的圖案是以鮮花和法律文本組成的,票幅不大,如燙金箔效果不一定好。我個人覺得小型張可以考慮印成金箔郵票。”吳部長想了想,贊同了我的意見,決定把小型張搞成金箔郵票。我看部長決心已下,覺得印金箔小型張可不是簡單的事,趕緊補充道:“我們沒搞過金箔郵票。燙金技術應該問題不大,但搞金箔郵票在技術上可是毫無經驗,再說,這方面的設備也沒有,現在離郵票發行的日子只有半年時間,恐怕來不及……”我擺出了一大堆問題。吳部長并沒有批評我,反而非常理解我們的現狀,說:“自己搞是來不及了,泰國的金箔郵票是在法國印制的,我們的金箔小型張也到法國印。請正大集團的馬偉釗先生協助聯系。”然后,我們又研究了一些工作細節,吳部長指示我要“特事特辦”,抓緊時間,立即與相關部門研究印制金箔小型張的各項工作。
隨后,我將此事向郵政總局和郵政司的領導做了匯報。之后幾天,由郵政司牽頭,財務司、外事司、安保司的同志參加,共同研究了相關工作,并多次向部領導做了匯報。同時,我召集局內相關處室研究了到法國印制金箔郵票的技術工藝問題。
通過一系列的研究討論,確定了幾件事:一是確定小型張發行兩種,一種是燙金箔的,一種是不燙金箔的,圖案相同、規格相同、面值不同;二是在小型張圖案上哪些部位燙金箔,經過反復斟酌、討論,確定在小型張圖案上的“香港回歸祖國”、“1997”字樣上和香港維多利亞海灣的建筑群上燙金箔;三是確定金箔小型張的膠印工藝和燙金工藝均在法國卡特公司一次完成,以解決工藝上的銜接和郵票來回運輸問題;四是確定了金箔小型張的印量;五是確定了金箔小型張印制過程中的安全監管和印版銷毀方案;六是草擬了與法國卡特公司的合作協議;七是明確了印制費用的談判原則和程序,最后由財務司確定價格;八是確定組織中國郵票印制代表團盡快赴法國,商談印刷小型張的具體技術和安全保障問題,根據燙金工藝要求適當修改圖稿,就技術、包裝、運輸和商務問題進行談判并簽署合作協議,審批郵票印樣。
在研究討論這些工作的過程中,我們接待了兩撥客人,一撥是泰國正大集團幫我們聯系的卡特公司代理、香港冠通電訊公司董事長陳曉穎女士和隨她而來的美國瑞生國際律師行律師黃達揚先生;另一撥是法國卡特防偽印刷公司的老板拉博先生。我們和陳女士、拉博先生進行了多次深入、細致的商談,敲定了這項工作的許多關鍵問題。還有一些事項,需到法國后根據卡特公司的具體情況再研究確定。
為了搶時間,我們必須在春節假期期間就啟程赴法國。臨行前一天,吳部長打電話到我家,再次囑咐我:“這次發行《香港回歸祖國》金箔郵票意義重大,任務艱巨,你們一定要認真細致地做好每一個環節的工作,高效率、高質量地完成這個任務,為香港回歸祖國做一份貢獻。”
1997年2月11日,農歷大年初五,當人們還在歡度新春佳節的時候,由我任團長,由郵電部郵政司郵票處處長徐銀川、郵票印制局辦公室主任王京生、郵票印制局設計師王虎鳴和郵票印制局生產部工程師柳振國和郵票印制局翻譯胡姝瑩組成的中國郵票印制代表團,在陳曉穎女士和她的法律顧問的陪同下離開北京,乘法航班機前往法國。
到達巴黎的第二天,拉博先生就到酒店接我們去他的卡特公司考察。他租了一輛大轎車,我一看心里就想,我們只有7個人,租這么大的車有必要嗎?上了車,我才明白其用意。這車前半部是幾排座椅,后半部卻被隔成了一小間會議室,中間是一張會議桌,周邊是一圈軟椅。拉博說:“路途很長,我們可以在這里開會,討論問題。”這位法國老板也太會利用時間了,連沿途的風光也不讓我們欣賞。說起來,我還是挺受教育的,以后接連數日,我們確實在車上開過好幾次會,討論工作中的各種問題。不開會的時候,我們坐在前面欣賞風光,拉博一人就坐在后面,或者操作他的筆記本電腦,或者打電話聯系事務。不僅僅在汽車上如此,坐火車的時候拉博也是這樣做,很少和我們閑聊天,真是爭分奪秒??!
卡特公司位于大諾曼底地區的L’Aigle市,規模非常小,我們去的時候,全部員工也只有18人。公司的房子也不大,回想起來,整個面積也不過幾百平方米,主要是生產車間。拉博先生作為老板,他的辦公室也就10平方米;我們討論問題的會議室,也超不過30平方米。房雖小,人雖少,,可是效率非常高。整個公司的布局是完全按照安全印刷的嚴格要求進行的,生產車間全封閉,進出都要經過層層嚴格的安檢。車間里沒有衛生間,如果要去趟衛生間,來回都要重新接受安檢,其管理之嚴格可見一斑。幾天后,我弄明白了,這家小公司只有3個人是按我們的標準的所謂“脫產干部”:拉博先生是老板,統管公司的一切工作,還負責聯系業務,搞市場開發;還有一位先生,是管生產和技術工藝的,所有生產技術問題都是他和我們談;另有一位中年女士,看樣子是管人事、財務和行政事務的。我們和卡特公司開會,基本上是這3人參加,所有討論的問題,他們3人都能表態做決定。車間里只有兩臺膠印機、幾臺燙金機。我們在這里第一次看到大批量生產金箔郵票的燙金制作過程,金箔是卷筒式的,跟印刷的卷筒紙一樣,但燙金的速度明顯要比印刷慢得多。#p#分頁標題#e#
了解了這家公司后,我有些猶豫:這么小的公司,這么點人,這么幾臺設備,能夠按時完成我們上千萬印量的訂單嗎?我把我的疑問提了出來,拉博先生胸有成竹地說:“沒問題,我們已經租了廠房和設備,招聘了技術人員和工人,你們批樣后,可以立即開始大規模的生產。”又過了幾天,我們接到國內指示,金箔小型張的印量從1000萬增加到2000萬。拉博先生的臉上露出了難色,他們研究后對我們說:“印量增加到2000萬我們很高興,但7月1日前實在是印不完。”這是一種實事求是的態度。代表團反復研究,又請示了國內,最后經過反復談判,雙方商定:卡特公司再增加生產能力,盡量滿足我們的要求;而我方也同意,如果確實印不完,可以有一小部分小型張延期交貨,陸續空運到北京。
就在我們第一次到卡特公司的時候,拉博告訴我,他們的市長中午要和我見面。按照咱們的習慣思維,我本以為是市長要宴請代表團,沒想到到達市政廳之后,竟是一個簡潔而又隆重的歡迎儀式,并沒有午宴。這市政廳高大、明亮,中間是一長排會議桌,桌上擺著一些香檳酒杯和甜點。米黃色的墻壁上整齊地掛著法國知名政治家的肖像;天花板上高懸著幾盞晶瑩剔透、亮光閃閃的水晶大吊燈;會議桌中間靠窗處,立著一個立式話筒。一些官員站在會議桌四周,還有一些架著攝像機和相機的人,大概是記者吧。我們走進去和市長先生熱情握手,隨后,他把我領到話筒前,對我說“開始吧”。我毫無思想準備,不知道開始什么,就禮貌地伸出右手,做了一個“請”的姿勢。市長先生微笑著點點頭,就從西裝口袋里掏出一份講話稿,站在話筒前鄭重其事地講起來。這時,拉博先生告訴我,市長講完話后,就該我講了。我完全不知道這個中午是如此正式的一個儀式,更沒有準備講話稿,怎么辦?好在我也不懂法語,市長講話時,我就趕緊調動大腦中的知識細胞,構思要講什么。市長講一段,我就想一段。當翻譯翻成中文時,我才仔細聽著。市長講話的大意是,他們的城市是諾曼底地區的一個很小的城市,只有6萬人口。一個只有6萬人口的小城,能為有十幾億人口的偉大中國服務,他感到無上榮光。這次合作,對他們這座小城的經濟發展有很大的好處,對增進中法兩國人民的了解和友誼,也將起到促進作用。他說,請你們放心,我們一定竭盡全力,把你們的產品做好,讓你們滿意。他還希望能以此次合作為起點,建立雙方更緊密的聯系,促進雙方更長遠的合作。
市長講話結束后,該輪到我了。我雖然沒有充分的準備,但面臨如此境遇,深知自己肩上的擔子很重。市長沒有把我們看作是一般的客戶,而是把我們看作偉大中國的代表。我一定要講好,為我的祖國爭光。背水一戰,我就大膽地講起來。我講話的大意是,我們是第一次來到美麗的法蘭西共和國,第一次來到著名的諾曼底地區,但我們并不感覺陌生。因為我在學生時代,讀過雨果、巴爾扎克、莫泊桑等許多法國著名作家的不朽名作;我們熟知已故的敬愛的周恩來總理、敬愛的鄧小平同志(當時鄧小平同志還在世)在法國勤工儉學的情況;我們也了解諾曼底地區是二次世界大戰時盟軍登陸的著名戰場。我們在這里印制的《香港回歸祖國》金箔小型張,在中國的郵票發行史上有著重大和特殊的意義,我們相信法國朋友會非常認真地對待這項工作,高效率、高質量地完成這項任務。我們也希望以此為開端,加強雙方的技術交流和各方面合作。我講完后,大廳里響起了熱烈的掌聲,許多法國朋友的臉上都洋溢著喜悅和驚訝的表情。我和市長先生舉起酒杯,互相預祝合作成功,并互贈了禮品。第二天,拉博先生興奮地對我說,當晚,當地的電*視臺就播放了市長和我們會見的新聞,他非常高興,因為卡特公司也因此出了名。他還說,許多參加會見的法國朋友沒想到中國人對法國的了解這么多,所以都有點驚訝。隨行的陳女士也說:“其實中國人對外國的了解,比外國人對中國的了解多得多。”
接下來的幾天,我們和法方技術人員一起,根據燙金工藝的要求對小型張郵票圖稿進行了少量調整,對膠印打樣的效果進行了多次校正;對合作協議文本和其他文件進行了多次談判;對小型張郵票的紙張、油墨等原材料進行了洽商和確認。
在法國期間,我們利用卡特公司制版、打樣的時間,專程到法國波爾多大區的Bordeaux市參觀了法國郵票廠。法國郵電部郵票局局長專程從巴黎來到這里,陪同我們參觀。參觀中,雙方同行就郵票印制技術、管理等多方面的問題進行了交流。這次參觀時間很短,走馬觀花,不可能了解得很深入,給我留下的印象是,法國郵票廠的規模和北京郵票廠相當,員工人數和我們差不多。參觀車間時,我們發現他們的設備和技術水平與我們大體相同,只是印制普票的普票是卷筒的,應該是為自動郵票出售機而生產的。與我們的普票生產過程不同的地方是,他們沒有后續的檢驗過程。
在巴黎期間,我們先后會見了法國郵電部郵票局的官員和法國郵政總局負責國際事務的官員,就中法兩國郵政聯合發行郵票的事宜進行了友好的商談。
按照工作計劃,2月20日我們要簽批小型張郵票印樣,同時簽署相關文件。拉博先生說,為了減少路途奔波,建議批樣就在巴黎他的家里進行。我們同意了。沒想到的是,他的家竟是在塞納河中的一條船上。原來,拉博先生是一位航海愛好者,所以他把家安置在一條船上,休假時他就可以把船開走。我們在拉博家的船艙里再次認真審核了小型張印樣,一一鄭重地簽上了自己的名字,同時還簽署了相關文件。自此,《香港回歸祖國》金箔小型張開始正式生產,我們10天的緊張工作結束了。
特別需要一提的是,就在我們從波爾多開往巴黎的火車上,突然聽見旁邊旅客所帶的收音機里播放出鄧小平同志去世的消息,我們感到異常的震驚和悲痛。小平同志提出的“一國兩制”的方針,為香港回歸祖國鋪平了道路,而我們的金箔小型張的主圖,就是小平同志的光輝形象。如今,小型張的印制工作剛剛開始,小平同志就離開了我們,怎能讓我們不悲痛呢?離開法國,途經香港,我們在這里只停留2天。因擔心回國后趕不上鄧小平同志的吊唁,經郵電部駐港機構聯系,我們代表團全體成員到新華社香港分社設置的靈堂沉痛吊唁了小平同志。#p#分頁標題#e#
1997年7月1日,在香港回歸祖國的喜慶日子里,這枚金箔小型張順利發行了。這是我國發行的第一枚金箔小型張,也是迄今為止我國唯一在國外印制的郵票,不同尋常。對我來說,它永遠都是永遠值得珍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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