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牛的錢幣店鋪，面積卻比廁所還小

馬老板開店了

安福路，是上海西區一條鬧中取靜的馬路。南側的7號，是一棟不大的花園住宅。

別小瞧它，1940年，中國泉幣學社就誕生在這里。從那時起，這里陸續匯聚了一批中國最頂尖錢幣收藏家，開啟了中國錢幣研究的巔峰。

中國泉幣學社第74次例會合影

（1942年上海，羅伯昭寓所）

前排左起：張絅伯、諸葛韻笙、丁福保、張翼成、鄭家相；

后排左起：楊成麒、戴葆庭、王蔭嘉、張季量、陳亮聲、羅伯昭、馬定祥

這張頗有歷史意義的中國泉幣學社成員合影原照，一直為馬定祥所珍藏，成為唯一存世原物，彌足珍貴，現存浙江省博物館。

▲上海安福路一角

自從有了這個組織，年方24歲的馬定祥如魚得水，大開眼界，由此成為一名泉學新秀。為了更好地“以泉會友”，馬定祥早就盼望能像不少朋友那樣，擁有一家自己的錢幣店鋪。

抗戰勝利前夕(1945年7月)，他湊足了100萬(中儲券)資本，就在重慶中路60號乙，開了一家“微型”的錢幣鋪，號為祥和泉幣社，就是當代錢幣界赫赫有名的“萬拓樓”。

這家店鋪可能是大上海最小的店鋪了，小得可憐巴巴——門面只有兩米寬，店堂只有五六個平方米，房間又矮，十分寒磣地擠在新漁陽里的弄堂口。

重訪萬拓樓▼

臥虎藏龍的小店

相對這個不大的店來說，櫥窗里的“貨”都是些毫不含糊的實物，諸如盒裝的全套七枚民間紀念幣(即有袁世凱、徐世昌、段祺瑞、曹錕等軍閥的頭像的銀幣)、三鳥幣(即正面有孫中山先生的頭像，背面有著三帆船和三只飛鳥的銀幣)，戰國刀布、大明寶鈔、戶部官票等等，都是貨真價實的熱門貨。

▲三鳥幣

這店堂盡管很小，好歹還能算個房間，樓上可就慘了，竟是一間用木板搭起來的簡易屋子，隔壁人家走路、上下樓梯，甚至大聲說話都能聽得見。他除了外出收錢，就整天“焐”在這里摩挲錢幣，一會兒翻閱資料，一會兒拿著放大鏡仔細地觀看，一會兒又拿起別的錢幣反復比較。

▲馬定祥正在看錢幣

這家店堂小到這個份兒上，可是往來的顧客卻很有“規模”——有全國數一數二的錢幣收藏大家，如李偉先、羅伯昭、李蔭軒、孫鼎、沈子槎、施嘉干、耿愛德、康際文、吳籌中、王亢元、丁福成、陸世百、朱紹森、趙權之、何雨霖等等。馬定祥的工作室寫字臺右邊的墻壁上，釘了一排洋釘，每個釘子上都標著名字，名字下面掛的古錢，都是按照他們各自的“胃口”，從各地為之覓來的。寫字臺的旁邊，還有一個有十多個抽屜的長立柜，每個抽屜也都各有其主，貼有標簽，里面是為另外一些喜歡收藏銀圓和紙鈔的收藏家們準備的“貨”。圈內人一看這名單，自會掂出份量——這里簡直就是一個上海錢幣收藏家的供貨中心。

公私合營清產核資時，馬定祥的這個區區小店，除了自己的收藏品不作核資外，里面的“家當”竟評估為八千多元(二千元便是資本家)。八千元現在看來不算什么，但是那時一貫大明通行寶鈔，門市價才賣2元錢，清產核資中只算1.5元錢，現在已經價值過萬；

民國二十一年的孫中山三鳥幣，核價僅2元錢一枚，戰國安陽、平陽等的方足布和明刀，核價下來僅5分或一角一枚。所以，論門面，他家最小，論價值，卻是全國錢幣行業的“旗艦”。

日本人：我服了

80年代初，隨著改革開放政策的深入，海外泉友往上海走動得逐漸多了起來。慕名通過各種渠道來找馬定祥的也多了起來。

1983年，馬定祥在北京《中國錢幣》雜志上發表的論文《大齊通寶辨》，很快被日本錢幣學家譯成日文，在日本《收集》雜志上轉載，他的名字在日本錢幣界就不脛而走了。

最早找來的是日本著名錢幣學家太田保，那時馬定祥已從上海博物館退休。

那天，太田保非?？蜌獾叵蝰R定祥贈送了他的著作《新版東洋古錢價格圖譜》。馬定祥拿過來就隨手翻閱起來，有兩枚錢幣背面的圖片張冠李戴了，指出再版時應當糾正，太田保低頭一看，居然真是這樣！

立即站起身來鞠躬，心里不由得暗暗吃驚，眼前這小老頭兒居然對任何錢幣的背面都了如指掌！這是何等“可怕”的功夫啊！

不久太田保又帶了他的學生——日本橫濱貨幣協會的會長菅谷信來訪。菅谷信也是當時日本錢幣界的實力人物。他們提出很多問題請教馬定祥，馬定祥都是有問必答。

有一次，當馬定祥拿出一包錢幣放在桌子上給他們看時，太田保、菅谷信滿臉羨慕地說：“我們真想從這里偷走??！”

引得馬定祥哈哈大笑，他乘興告訴他們：“這僅僅是我的收藏的一小部分，我大部分的珍貴錢幣都放在銀行保險庫里，只能以后再讓你們欣賞了。”

兩個日本人聽了目瞪口呆，菅谷信說：“來到了您這里，我才知道什么叫天高地厚啊！”

嗜錢如命

馬定祥有一枚閑章：“嗜錢如命”。

他的確是嗜“錢”如命，為了錢幣，不知受了多少磨難。他又不刻意為賺錢，他一生向國家和地方文物部門捐獻了大量的珍貴錢幣和資料。各部門向他頒發過巨額獎金，但他轉過手來馬上又是捐獻。

早在解放初的1956年他就開始捐獻了。那時國家正在籌建上海孫中山故居紀念館，他知道后，就將自己收藏的一批辛亥革命時期的錢幣和紀念章共十余枚，通過報社捐獻給了宋慶齡女士，其中有同盟會早期在海外發行的金幣券和1929年孫中山先生奉安大典時的紀念章等等，都是珍貴文物。

1963年，他向上海博物館捐獻了海內外存世極稀的、日本早期印制的錢譜善本《昭和泉譜》。

1983年，他的《太平天國錢幣》一書出版后，鑒于南京是太平天國的首府，也是國內研究太平天國歷史的重鎮，就毅然把自己多年珍藏的太平天國錢幣，以及天地會的錢幣共105枚，全部無償地捐獻給了南京太平天國歷史博物館。其中有他非常喜歡的、收藏了幾十年的稀世之珍：太平天國攻占南京后最早發行的貨幣——天國通寶3枚、存世孤品天國圣寶鉛質雕母錢，還有成套平靖勝寶、金錢義記、嗣統通寶、皇帝重寶當十大錢等各種天地會時期的錢幣。有的甚至不僅是錢幣，還是天地會會員身份或是某項活動的憑證，所以極其罕見，極為珍貴。

1990年5月，馬定祥健康情況已經大不如前，萌發了為故鄉捐獻歷代錢幣的打算，偕夫人和長子馬詠春去杭州，向浙江省博物館捐獻了1500余件珍藏，其中包括從錢范到紙幣的各種錢幣，金、銀、銅、鐵、錫各類，應有盡有，還有一批珍貴的錢幣拓片和錢幣專著。浙江省博物館獲得了這批捐獻后，特地為之舉辦了“馬定祥捐獻錢幣文物展覽會”。

浙江省博物館向馬先生頒發了巨額獎金，作為報答，可是馬先生當場把這些獎金全部作為浙江省的錢幣研究基金，捐獻國家！在場的文物界的朋友們無不為之動容。

1991年1月7日，浙江省博物館的楊陸建副館長帶人來上海，這時，馬定祥已經病臥在床，行動遲緩了。人們在他的指點下，搬出一捆又一捆的錢幣資料，有文稿、手稿、拓集、照片，也有大宗錢幣拓片和成套的錢幣雜志，居然滿滿七十四箱！不啻抱了個大金娃娃。

天津市義和團紀念館的王錫榮館長從報刊上得知馬定祥藏有義和團鑄造的團錢，過去一般人認為不大可能有鑄錢存世，而現在馬定祥先生這里存有實物，真是石破天驚！

于是王館長禁不住想請馬老割愛，把那三枚珍幣出讓給館里，任憑你出多少價錢！

當館里收到了馬老的回信時，人們感動得說不出話來，信上寫著：“我不賣，我決定無償捐獻給貴館。”

誰知第二年年初，馬定祥住進了醫院，僅僅兩個多月就溘然長逝了。

半年之后，馬定祥的兩個兒子馬詠春和馬傳德，為了卻老父的遺愿，專程北上，代表他們的父親，鄭重地向天津市義和團紀念館捐獻了這三枚團錢，實踐了其父生前一諾千金的一貫作風。